从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的枪声响起到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这是“创造红军的新时期”。此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先后胜利完成了井冈山会师、东固会师、木黄会师、懋功会师、永坪镇会师、甘泉会师、甘孜会师、会宁会师等重大会师。正是在这一次次的胜利会师中，人民军队的势力不断凝聚、壮大，“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不断拓展、延伸。在这一系列会师中，东固会师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
井冈山会师后，正当革命斗争红红火火的时候，蒋介石指令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发动第3次“会剿”。为了打破敌人18个团的“会剿”，1929年1月24日，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兼前委书记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军部、28团、31团和特务营共3600人，由井冈山小行州等地下山，开始向赣南进军，计划以“围魏救赵”的方式解井冈山之围。然而，红军一下山就被敌人4个旅咬住不放。部队在大余战败，退到罗福嶂山区，又在寻乌县吉潭乡下村遭敌夜袭，军部被打散，毛泽东的爱将、红31团党代表何挺颖负伤坠马牺牲，“双枪女将”、军宣传队队长伍若兰被捕（后被敌人砍头杀害），全军减员600余人。2月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决定：部队向东固转进，与红2、4团会合，休养生息，再相机回到井冈山。
会议刚刚开完，敌军就尾追而来。红四军立即撤退，日夜兼程，横越赣南，向北朝瑞金前进。2月9日，朱毛红军兵至瑞金城外，经麻子坳到大柏地。2月11日，毛泽东在此设伏教训尾追敌军，全歼刘士毅第29、30团，俘敌800余人。
4年以后的1933年夏天，毛泽东重过大柏地，回忆起当年的激战，吟成《菩萨蛮·大柏地》一词：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大柏地战斗的胜利，扭转了被动局面，红四军军心大振，乘胜追击，于2月12日不战而进宁都城，短暂休整后，取道兴国向东固进发。
东固位于吉安县城东南120余华里，是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5县的交界地，地势十分险要。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赖经邦、高克念等秘密恢复了党组织，于1927年10月在东固、延福相继举行农民武装暴动，先后建立了赣西工农革命第7、9纵队，在赣西南地区最早开始武装割据。当时群众有“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之称。
1929年2月19日，朱毛率领的红四军抵达吉安东固，与李文林等领导的红2、4团胜利会师。2月20日，红四军与红2、4团及东固根据地军民举行会师联欢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高度赞扬红2、4团及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成就，并鼓励说：目前军阀混战将起，是我们发展的大好时机，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朱德的讲话很幽默：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叫打倒朱毛，朱毛打倒了没有呢？现在不仅没有打倒，而且越来越多，今天你们又变成朱毛了。陈毅则即兴赋诗一首：“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
红军在东固休整期间，得知井冈山失守，原定“围魏救赵”计划不能实现，也不能再回井冈山实行“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了，“红军向哪里去”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此时，国民党内部新军阀混战又起，敌军暂时不能向红军进攻。于是，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研究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向闽西进军。2月25日，毛泽东率红四军撤离东固，乘“军阀重开战”之机，经永丰滕田、广昌赤水、瑞金壬四，翻越武夷山入闽，3月11日进入闽西长汀县。同时，指示红2、4团离开东固，到兴国、于都等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3月14日，朱毛红军激战长岭寨，击毙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2混成旅旅长郭风鸣，歼敌两个团，为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3月20日，毛泽东在汀州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作出了以赣西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创建新的苏维埃割据区域的战略决策。
东固会师的重大意义，除了军事上摆脱敌人的追击，找到一个落脚点外，更重要的是：
其一，解决了红军的领导体制问题。以前在井冈山，前委因为有大量地方工作要开展，所以需要有军委专管军队。但是红军下山以后，暂时没有固定区域的工作，前委可以全力管军队。毛泽东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军委“暂停办公”，军委的机关改为军政治部，把权利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队及各级党委。在与红2、4团会师后，毛泽东高度称赞他们的领导体制：“四军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显然，正是通过东固会师，解决了红军的领导体制，真正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其二，改变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毅然采用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前委的这一决定，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扩大是有深刻意义的。过去在湘赣边界实行固定区域的分开割据，主张不离开根据地远出游击，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下山以后，没有了固定的根据地，又恰逢新军阀混战将起，毛泽东及时改变策略，采取“打圈子”政策，这不仅是战术上的改变，也是战略上的改变，这意味着大范围的游击行动成为巩固和扩大或开创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手段。这一战略上的适时转变，为红四军在苍茫赣水、碧绿闽山间机动游击、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其三，东固会师直接促成毛泽东提出“以赣西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实行“公开苏维埃割据政权”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序幕。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不仅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路线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