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陈毅的诗句形象概括了东固会师的历史功绩。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红四军与李文林、段月泉等领导的红二、四团在东固胜利会师。这次会师不仅在关键时刻给疲惫不堪的红四军以宝贵的休整和补充，而且为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多次提到，他一生忘不了三个地方——井冈山、东固和延安。在谈到东固时，他无限深情地说：如果当年没有东固一个星期的休整，红四军将被拖垮，更不可能开创赣南革命根据地了。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基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和革命实践，科学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原因，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理论，增强了共产党人坚持农村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决心。不过，这时的毛泽东并没有形成全党应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的思想，而是抱着影响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张在湘赣边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也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思路，在井冈山创建根据地只是寻求建立一个“军事大本营”，长期固守、保存实力、蓄势以待，以为将来“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他认为：“现在单靠边界主观的力量，妄想打出一个天下，或造成更大的割据是不可能的。”当敌人发动第三次两省“会剿”之际，毛泽东、朱德等基于经济上解决“给养匮乏”的问题、军事上实现“围魏救赵”的策略、政治上贯彻“向赣南发展”的指示、客观上以“出击赣南”最为可行等四方面情况考虑，作出红四军主动出击赣南，采取外围作战的方针。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踏上了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红四军可谓历经坎坷、颠沛流离。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得不到休整补给，“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前委“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1929年2月17日，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抵达吉安东固地区，与李文林、段月泉等领导的红二、四团胜利会合，在这里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休整。20日，两军在东固螺坑举行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等高度赞扬了东固军民的革命斗争精神。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东固山很好，是第二个井冈山”，“东固山是我们走出井冈山又到了新的革命根据地。现在东固山、井冈山联合起来了，最终要连接到全中国，中国革命一定要胜利！”朱德也在会上风趣地说：“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喊要打倒‘朱毛’，打倒了没有？现在不仅没有打倒，反而越打越多，今天你们也成为‘朱毛’了。”陈毅随即赋诗一首，把东固革命根据地称之为“东井冈”，高度评价了东固会师的伟大意义。
东固会师不仅让红四军官兵得到了下山以来最好的休整和补充，而且给毛泽东等领导人以“山外有山、豁然开朗”的感觉。在东固革命根据地，以农村为中心的革命路径、秘密割据的政权形式、“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四处点火”的斗争方式等都令人感到耳目一新。这种独树一帜的斗争模式和宝贵经验，给正苦苦思索中国革命出路的毛泽东以巨大的思想灵感。
其一，东固根据地的革命路径促使毛泽东转向“农村中心论”。与同一时期其他革命暴动由攻打城市受挫后转入农村的发展轨迹相比，东固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广大农村，通过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发动乡村暴动建立起来的，斗争区域则以赣西南广袤乡村作为革命阵地，斗争方式是开展灵活机变的农村游击战争。东固会师以后，毛泽东对“城市中心论”进行了反思和批驳。1929年4月5日，他在给中央的信中说：“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虽然毛泽东此时还没有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但已指明农村革命斗争是与城市工人运动同等重要并相辅相成的。结合随后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1930年1月5日，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把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新的高度。
其二，东固根据地的秘密割据引发了毛泽东对政权形式的反思。东固根据地军民在与敌人进行公开武装斗争的同时，开展了秘密的政权割据形式。这种秘密割据的方式，对于敌强我弱形势下红军和革命力量的生存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1929年4月13日，毛泽东在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比较了井冈山公开割据和东固秘密割据的特点，对东固根据地的独创经验作了充分肯定。他指出：“在全国或一省总暴动以前，政权的形势（式）和武装的组织大须讨论。依两年来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如湘南，……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被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为此，毛泽东建议湘赣边界特委：“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
其三，东固根据地的游击战术破除了毛泽东“凭险据守”的观念局限。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东固革命武装则将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实行变动不居、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坚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原则，从而有效地消灭了敌人，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在东固休整期间，毛泽东等人又得悉井冈山根据地失守的消息。这样，一方面原先设想“给井冈山解围”的战略目标和作战计划被打乱。正如萧克所言：“井冈山失守，就得重新考虑战略方向”。井冈山的失守让毛泽东认识到以“凭险据守”的山地战术，在强大敌人的联合“围剿”攻击下，再险要的地势也有被攻破的一天。红四军前委“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破除了井冈山时期“凭险据守”的观念局限，实现了战略战术上的重要转变。1929年4月13日，毛泽东在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再次盛赞了红二团的游击战术，“他的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他们消灭了许多靖卫团，打败过卅六旅的七十二团。”他建议湘赣边界特委也学习这种游击战术，“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其四，东固根据地的斗争方式启发了毛泽东对革命道路理论的思考。东固根据地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将灵活机变的游击战争与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结合起来。这种“到处播撒革命火种，将来形成燎原之势”的斗争方式让毛泽东等人看到了小块红色区域的巨大潜力和无限希望；看到了“由零星的农村游击战争进到梅花形赤区的开辟，再进到融成一片广大苏区”的发展前途。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明“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这些论述把东固根据地的宝贵经验概括为“李文林式”，与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相并列。这一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升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由此基本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